<炒股股票配资网站>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形势？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并存

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形势

第一篇：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形势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既面临着需要紧紧抓住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需要认真对待的严峻挑战。这一判断，应成为我们正确看待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指导思想。

一、我们面临的国际机遇

1.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目前，尽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主义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诱发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各种动因仍未消除并有所增强，但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和平力量继续壮大，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这必将继续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2.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

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阻挡之势，世界各类经济组织、经济区域一体化和世界统一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其结果必将进一步推动商品、技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家间的经济依存性不断增强；由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一些传统产业正在向其他国家转移。这就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分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并获取比较利益，提供了一定的机遇。3.科技革命迅猛发展。

20世纪后期兴起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毫无疑问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作为“构成21世纪的最强大力量之一”的信息技术，已跨越其产业边界，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渗透，并通过商业化不断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引发巨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进步浪潮，为我国在技术跨越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4.美国称霸全球的“雄心”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美国的胃口太大，结果正应验了《红楼梦》中“大有大的难处”一说。一个小小的伊拉克便让其难题丛生。美国到处插手，但却是按住了葫芦起了瓢，手忙脚乱，难见成效。美国现在的处境，极像毛主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说的那样：它每侵占一个地方，就为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根绳索。5.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前几年，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经济现状与前景总体上很好，但现在认为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的人在增多。2022年前后美国股市泡沫的破灭，以及近3年里美元对欧元贬值35％，都是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的反映和释放。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同时集中体现经济的政治互动性极强，所以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变数很大。任何事物都逃不脱他的规律性。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主义，是以其金融霸权主义为基础的。目前，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但美国共有7万多亿美元的内外债；其债权、债务相抵后，国际净债务达2万多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一国货币下跌需要三个最基本条件，这就是大量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投资者的信心下降。1980年前，美国对外贸易通常呈现顺差，而2022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6000多亿美元。2022年的经常项目赤字为6600亿美元，财政赤字也已超过4200多亿美元。这三大赤字都创下历史新高，在近期内决不可能大幅下降。可以说，现在美元较大幅度跌落的基本条件都已具备，是否大幅度跌落，只欠持有美元者信心进一步大幅下降了。

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曾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将60年左右划为其经济兴衰的一个周期。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的现状正印证了“长波论”，美国经济长周期中的扩张时期已经结束，现已进入衰退时期。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有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以“9·11”事件为标志，美国霸权主义已经开始从其顶峰上跌落，这极有可能成为事实。6.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有所复兴。

这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性矛盾所决定的。美国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是柄双刃剑；它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使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而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现在，从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知名品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与此相反，恰恰是加剧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剥削。科技进步非但没有消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从而必然引发不同国家、政治派别、种族、宗教势力等在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摩擦和纷争。随着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种抗争的“铁的必然性”必然会表现得更为充分。这就为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走出低谷并引领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

7.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求于我的方面不少。

如：我国有当今世界最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这是现在世界上最为稀缺的资源；我国握有美国数千亿美元的国债，这对稳定美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每年输往美国等西方强国大批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我国进入经济大国行列，宏观经济走向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问题上，都企图要我国配合。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美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并能保持比较平稳的关系。

第二篇：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实力；也取决于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调整。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南北差距愈来愈大。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态势继续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当前，我国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家安全形势上看，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工作做得好，那将是机遇大于挑战；否则，则将是相反。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以下是我从政局方面上看待我国的周边形势：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22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此外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22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此外日本政局持续动荡，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 伊拉克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22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22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22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

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于2022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